【彭成义】西方读懂中国“平天下”智慧与愿景的障碍及消解之道
要回顾中国当前“平天下”的智慧和愿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最集中、最权威和最凝练的表述，但是其中的微言大义并不见得为西方所理解。这种“理解赤字”在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米特的一篇极具代表性的分析中国全球抱负的文章中就有很好的集中体现。鉴于理解和信任在国家交往中的极端重要性，文章将在阐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关中国“平天下”智慧和愿景意义和内容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以米特为代表的西方思想界在读懂中国方面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意识形态偏差，并探寻相应的解决之道。
在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一步一步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而且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对比日渐彰显之际，中国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提供的智慧与愿景也日益凸显其重要价值和意义。笔者将其与中国古人讲的“平天下”表述相对接，并主张要回顾中国当前“平天下”的智慧和愿景，刚刚召开的党的二十大上发布的报告中有最集中、最权威和最凝练的阐述。但是其中的微言大义却并不见得为外界所重视和领会。虽然得益于全球化进程以及随之而来从中国获取信息的便利，国外思想界对中国的了解也与时俱进取得一定进展，但是他们要真正读懂中国还存在不少巨大的挑战。这种进展和挑战在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兼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发表于《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就有很好的体现。为此，本文首先阐述学习二十大报告中“平天下”智慧与愿景的重要意义，回顾二十大报告中“平天下”智慧与愿景的主要内容，然后以米特文章为例剖析西方读懂中国相关智慧的进展和不足，最后得出一些有关消解中西方“理解赤字”的思考。
首先，对于学习二十大报告中“平天下”智慧与愿景的重要意义我们应该有清晰的认识和自觉。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决定的，而且二十大召开的特殊时间节点，即国际上东升西降、世界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国外各界对我内政外交走向最多关注也是重要的因素。再者，在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理解和信任在国家间交往中的重要性也更加凸显。正如中国古籍《左传》所言：“信不由衷，质无益也”，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信任，那么即使有抵押也是没有帮助的。这种对理解和信任的重视在我们中国家喻户晓的“失斧疑邻”寓言故事中就有体现，其表明主观偏见/先入之见很可能成为达致客观真理或现实的障碍。
其次，“平天下”作为古代中国最高的政治理想，其与当前中国外交和世界愿景的内容非常契合。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并且在未来的征程中，明确将“坚持胸怀天下”上升为实践与理论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原则。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了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包括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并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为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而提出了一系列的中国智慧、中国愿景和中国方案。
具体来看，二十大报告中有关“平天下”智慧和愿景的内容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我们党对世界形势的判断。这在二十大报告集中阐述中国外交思想和世界愿景的第十四节开篇就有体现，值得注意的是，二十大报告去掉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并增加了“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的表述和判断。第二个层面是有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原则和内容。这包括四个方面：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并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并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第三个层面是中国基于五千年文明向世界提供的愿景。这包括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为此，我们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上述三个层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
西方最前沿的中国观察者在读懂中国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理解障碍。以米特文章为例，在进展方面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张外界对中国的解读体现更多的是观察者的偏见。第二，对中国领导层的历史感有所认识。第三，对中国在国际上的正当目标有所提及。第四，承认中国不搞意识形态输出。第五，认为中国的走向取决于未来政治的开放和封闭因素。在深层次的障碍方面，则主要体现为西方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比如认识不到中国当前与西方迥异的政治道路其实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中国十八大以来内政变化是针对党领导弱化的“再平衡”，外交政策的变化其实是自信积极外交政策的体现等。
那么如何才能消解西方对中国的“理解赤字”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而言，在认知方面，西方需要重新认识、反省并摆脱对中国和其他非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偏见。这些偏见植根于超出简单理性审查所能及的“集体无意识”层面，如对自由民主具体、排他性和狭隘的理解以及狂热的推广和输出等。这要求西方进行一场认知革命，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定程度的自我否定。具体路径包括诉诸并因此欣赏非西方世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中的智慧与洞见，同时转向西方传统中成功摆脱其偏见与不足的一些远见卓识者的智慧和洞见，比如尼采、歌德、康德、马克思、叔本华、斯宾格勒等。 对中国来说，本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无怨”，或者我们党的“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也可以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方向和建议。比如对我国所处时空方位的局限怀有一种开放和谦卑的心态，也即认识到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伟大V-型复兴轨迹的大历史长河中，当前的历史方位离反弹到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长河中的最高点还有距离，而后者的一个指针应该是“近者悦远者来”，“日月丽天，群阴慑服”。这时候我们应该更大力度聚焦主业，苦炼内功，加快迈向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不仅意味着更大的自信，更多地拥抱基于传统天下观的世界主义，更加虚怀若谷地拥抱外界的批评，以及对外界感受更高的敏感度和考量。这也需要我们加快从聚焦物质层面到精神文化层面的转变，即从过去几十年以“先富带后富”为中心工作和任务向未来几十年“先觉觉后觉”为中心工作和任务的转变。这其实正是中国领导层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所在，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在每位国人的共同努力下切实实现这一目标。西方也应该采取行动和态度，以更大的耐心支持这种转变。
（本文发表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此为缩减版，注释从略，查看全文请点击“阅读原文”。）